#發行日期:1990、3 #期號:0243 #專欄: #標題:超鈾元素的電子能階──一個歷史補註 #作者:吳大猷 .圖:吳大猷 .圖:1932年,吳大猷在做博士學位研究期間,用有兩個不對稱的「最低點」(W字形)的有效勢,代入薛丁格方程式中,用W-K-B法求本徵值近似值,此法可應用到重原子f能態的計算上。吳先生英文姓Wu剛好有一W字。所附圖文摘自1933年的《Physical Review》。 .圖:1933年,吳大猷與Goudsmit在《PhysicaReview》上的「致編者函」中指出,自鈾開始,5f能態比6d為低,因此有可能有一系列化學性質相似的「超鈾元素」。此處複印函中的一個表,說明錒系元素可能的電子組態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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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鈾元素的電子能階 ──一個歷史補註發現許多個超鈾元素(原子序數為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及106(?)等)的西博格(Glenn T. Seaborg)博士,去年十二月初,和李遠哲、唐斯(Charles H. Townes)兩位來台。三位皆為諾貝爾獎得主,應教育部邀請來台訪問並在數個大學講演,誠科學界的盛事也。 十二月十五日《中國時報》(第38版)載有〈西博格與吳大猷的一段往事〉。那是筆者的首項研究工作,確正是超鈾元素的存在問題,然報上語焉不詳。茲將筆者對該問題的研究,略述其動機、方法和結果,為超鈾元素問題初期發展史,作一個註,亦筆者步入「物理研究」的故事也。 1931年九月十八日(「九一八」)由上海抵芝加哥,翌日抵密西根大學。1932年一月,選S. Goudsmit(以下作高氏)的量子力學課。高氏令班中另一學生A.
Adel,問我願否隨他作研究(博士論文)工作,我當時對「研究」一無定見,自然「願意」。高氏即給我費米在1930年義大利皇家學院刊物中一篇論文抽印本,乃繼湯馬斯-費米(Thomas-Fermi)文(1926∼7)後,伸展到游離原子的統計電勢的理論。他建議我,看看這篇文對甚麼原子結構理論的問題,可以有應用之處;問題是由我自己尋覓。至 我知道「統計勢」理論,最適宜於電子密度高的〔所謂簡併態(degenerate state)〕系統,亦即原子序大的原子,如週期表末端的原子。經過數星期的閱讀文獻和摸索後,便想到一個問題,即:原子中的5f層,在週期表中應從何原子序開始?我們熟知4f層的情形:在週期表中,電子先填滿5p層,再填6s層,到Z=57(La),4f和5d層才開始互相「競爭」較低的能態。由La起至Z=70(Yb),14個電子繼 由Z=71(Lu)至Z=80(Hg),10個電子陸續的填滿5d層;由Z=81(Tl)至Z=86(Rn),6個電子先後填滿6p 欲答上述問題,如用「原始」的原則,則是計算Z=92和Z>92原子的「氡心」(radon core)加上(7s)2,再加上一個、二個、三個....電子的能態。這個「多電子問題」不僅當時(1932年)無法計算,即在目前大型計算機下,亦無法精確計算的。我的方法乃是用費米的理論,計算鈾原子一次、二次,....六次游離化後的電勢,按所謂結構(Aufbau)原理,將電子一個一個的次第投入,比較5f和6d態的高低(換言之,5f和6d的相對穩定性)。這個方法,是將一個多電子的難題,代以單一電子(在原子核與其他數十電子的電場中的能態)問題。這顯然是「近似理論」,但是我以為是有好理由的近似法。 決定了這問題和方法,即在1932年春,開始工作。 一、立即發現費米1930年發表的論文中,在解理論中的非線性方程式時,作了嚴格上不妥的近似解,於是重新作了數值解。當時還未有電子計算機,故計算費時費力頗多。 二、有了游離原子的勢,將其代入薛丁格方程式中求本徵值(eigenvalue)時,發現f態的「有效勢」有W字形的兩個(不對稱)「最低點」。於是展出用W-K-B法求這類方程式的本徵值近似值,獲得一個複雜的公式。(1956年,Van Vleck氏在一次聚會中,叫我為「double minima Wu」;印度的R.
Krishnan氏,以為是指我英文姓中W字有兩個「最低 三、用「統計勢」的「數值函數」,採用我的公式,以「數值計算」,求U5+、U4+、U3+、U2+、U+,U中5f和6d的能態。結果是:在Z=92(鈾)之前〔如Z=90(Th),Z=91(Pa)〕,6d比5f為低;但由鈾開始,5f顯然比6d為低。換言之,由鈾開始,如有原子存在,則將成一系14個原子,陸續的填入5f層,猶如14個稀土元素之填滿4f層然。 上述的工作,在1932年春至冬完成(後再作了些用費米游離子勢於其他原子問題的研究,於1933年春寫成博士論文,考口試,六月初獲得學位)。1933年初,高氏建議我先將上述的計算結果刊出。我乃寫了一「致編者函」投《Physical Review》。至於署名問題,高氏對我分析:將他的名字列入有好處亦有壞處,好處是他乃高度知名的物理學家,可增加論文的引人注意;壞處是怕他的大名會淹沒了我的名字。後來我們決定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名之後。 去年十二月,西博格氏謂他曾引過我的文;在餐會中,未得詳談。數年前我國旅美物理學家黃昭淵先生,忽稱我為「超鈾元素之先驅者」,我驚問他如何知道的,他只說是「知道」。前些年,伊在Los Alamos實驗室工作若干年,想是在那裡聽到或在文獻中看到的。 我的文刊在《Phys. Rev.》43:496(1933);44:727(1933)。後來西博格發現超鈾元素後,確定5f層是在Z=90(Th)原子開始的。我的理論計算,包含了許多的「近似」,最重要的用「統計勢」和結構原理,將一個「多體系統」代以「一個電子在所有其他電荷的總電場中運動」的問題。故我的估計和實驗結果有些差異,是不足異的。現在想來,我的「研究」可取處不在計算結果的精準,而在該時想到超鈾原子的5f電子層的問題,和發展不對稱double minima勢的本徵值問題。 在1933年,讀過我的論文的,除我的論文委員會中的Goudsmit, Laporte, Dennison, Randall(系主任)外,還有J.H.Van Vleck先生;後者最欣賞我文中應用double-minima問題於(超鈾原子之外的)原子光譜問題(f態的所謂「Rydberg修正」等)。在抗戰期中(1940年),我的專著《Vibrational Spectra and Structure of Polyatomic Molecules》(多原子分子的振動光譜與結構)出版;Van Vleck看到該書作者的Wu,竟和1933年的Wu同是一人,來函昆明,對在戰時情形中寫出在該領域的第一本完整專著,大為嘉許。1956年在加拿大再相見時,他仍提double-minimum(見前文),直到他逝世(1980年)前二年,仍有信給我;未想到1933年的一篇文,使他記得我四十多年! 上述的多位師輩物理學家,都先後作古了。 吳大猷任職於中央研究院 1930年狄拉克提出反物質說 英國物理學家狄拉克(A.M.Dirac,1902∼1984年)於1928年,將相對論引進量子力學,提出了一個關於電子波函數的新方程式。這方程式顯示電子波有四個分量,其中兩個的能量是正的,兩個是負的;當時他以為這可以描述僅知的兩種基本粒子──電子與質子,而它們是一種粒子的兩種狀態。 然而電子與質子的性質畢竟大不相同,質量就差了近兩千倍。所以到了1930年,狄拉克又提議,電子的負能量狀態通常是填滿的,而如果出空的話,其表現就如同一個與電子幾乎完全相同,唯獨荷正電而非負電的粒子。這種粒子後來就被稱為反粒子。電子的反粒子稱為「正(電)子」,質子的反粒子稱為「反質子」。反粒子組成的物質是為反物質。 正子終於在1932年為安德生(C.D.Anderson)發現,反質子則在1955年發現。 1895年證實陰極射線粒子說 陰極射線被發現後,雖然庫克(Cooke)已觀察到其所帶的電荷,但仍然有些人認為,陰極射線是以波的形式存在,而且對陰極射線帶電荷的說法,感到懷疑。 赫茲(Mertz)是電磁波的發現者,他發現陰極射線可以穿透薄金屬箔片,依此看來,似乎陰極射線真是一種波的形式。在1892年,赫茲的一名助手,德國物理學家雷納德(P.E.A. Lenard),設計出一種有鋁箔窗口的開放式陰極射線管,可使陰極射線直接射至外界的空氣中。雷納德研究 在1895年,一名法國物理學家裴林(J.-B. Perrin),才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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